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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管子日记 第一篇
本章来自《失落的白桦林》 作者:远遁
发表时间:2020-09-15 点击数:28次 字数:

既然来到了石岩镇,就不能不打听一下带锯厂。

打听带锯厂不为别的,因为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池艳华就是这个带锯厂的技术员。

我和池艳华的结识是在2000年初秋。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过深的交情,可是我们毕竟一起在异国他乡工作过,一起承受着酸甜苦辣,一起被人欺骗。我这人天生怀旧,不论人家记不记得我,我都要找他聊聊。

我同池艳华一起工作过的公司叫做“哈尔滨福龙祥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记得那年我在哈尔滨四处找工作,可是,历经一个多月,几次三番,我也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此期间,我在平房的新疆大街卖过鞋,在透笼街市场卖过乌鸡和甲鱼,在动力区一家豆制品厂做过豆腐,在群利区的塑钢厂做过窗户……

每份工作我都没有坚持到一周以上。或许正如我的一位老师所说,我的手天生是拿笔杆子的,不是拿螺丝刀子和钳子的。正巧这时,哈洽会召开了。我做了个简易的纸牌,上面用中、俄两种文字写着“俄语翻译”,希望能在展览中心门前找到一个雇主。

第一天毫无所获。

第二天我遇到一个虎林的老板,他想同俄罗斯客户谈点事。他为我买了门票。

那次是我至今为止唯一一次走进哈洽会的展厅。此时的哈洽会已是形式大于内容了。展厅内没有几家叫得响的企业参展,不少卖剃须刀的小贩都到里面做起了小生意。

这位老板带着我来到了一个俄罗斯企业的展台前。谈话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询问货物抵达日本神户口岸的报价。遗憾的是,我当时不知道“神户”这个词用俄语怎么说,所以也就没有给人家翻译明白。后来我从词典上了解到,神户的俄语叫做“Кобе”。

好在这位老板似乎对这次谈话也不那么重视,我们匆匆地结束了谈话,然后离开了会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办,匆忙地依约付给我30元的翻译费,给我留下一张名片就走了。

第三天毫无所获。

第四天同第三天一样。

最后一天我认识了一个人。他中等身材,稍胖,面容慈祥,长得很像那几年走红的一位气功大师。他提出要同我聊聊。

我们简单交流了一会儿。他说他叫李德顺,是哈尔滨福龙祥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他说他们公司正在招聘俄语翻译。最后我们约定,7月16日我到他们公司接受考核。

总算这几天没有白白地在会展中心门前“站大岗”。16日我准时来到了公司。考核也没有那么正规,李德顺只是让我借助于词典翻译了一份传真,然后他这关就算过了。没过几天,经过总经理的简单面试,我被公司录取了。

接下来公司为我们员工制作名片,这也是我人生中拥有的第一张名片。那时拥有名片还算是身份的象征,我心里还有点小激动。

名片的口气不小,冠名是“哈尔滨福龙祥经贸有限责任公司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分公司”、“哈尔滨福龙祥经贸有限责任公司驻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分公司”。我想:“一个公司能在国外同时拥有两家分公司,实力真是不容小觑呀!”此时,我似乎看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眼下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同俄方就带锯入境一事进行信函沟通。那时互联网刚刚普及不久,我们公司还没有会发电子邮件的,所以同国外沟通主要还是通过传真。我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国外发来的传真译成汉语,将国内准备发往国外的传真译成俄语。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公司成员一天天地增多,我对公司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是一家家族性企业。公司老板吕惠民以前是哈尔滨烟厂的一名司机,早年从事粮食贸易,就是将东北的粮食发往广州,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后来受国家调控政策影响,粮食生意不好做了,他就放弃了粮食贸易的生意,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大酒店,命名为“福龙祥大酒店”。由于不擅管理,酒店被他干得一塌糊涂,将前些年赚的钱赔得也差不多了。

无奈之下,吕惠民将酒店关了门,转行做起煤炭生意。可是干煤炭这一行的太多了,吕惠民凭此也只能糊口而已,想要恢复昔日的风光场面就太难了。后来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李德顺。李德顺向他介绍了俄罗斯的情况,希望他能到俄罗斯投资。

李德顺是军人出身,早年做过对俄边境贸易。近几年他在哈尔滨工大集团做一个项目的主任,后来由于内部矛盾,他离开了工大集团。他建议吕惠民先到俄罗斯考察一下,看看那里的木材材质,顺便了解一下风土人情,然后再决定是否出手。

吕惠民也是这个想法,二人一拍即合。证件办好后,二人经过满洲里出境。

那时赴俄罗斯的签证还不像现在贴在护照上面,而是单独的一联纸。通关后,吕惠民以为这个东西没用了,于是顺手将签证扔了。李德顺也不知道这件事。

李德顺带着吕惠民在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分别考察了那里的白桦分布情况。吕惠民一看俄罗斯的白桦径大、挺拔,而且漫山遍野一望无际,顿时坚定了到俄罗斯投资的信念。李德顺建议他在满洲里设一个办事处,派人在那儿接收原木。可是吕惠民不同意,他认为接原木不如发板材利大,所以他决定在俄罗斯建板材加工厂。

二人同两地的俄方经理议定,回国后马上着手购进带锯,寻找专业的木材加工工人,九月以前人员与设备一齐过境。

该谈的都谈完了,二人准备回国。一查证件,吕惠民说我的围子(签证的俄语发音)已经扔了。李德顺哭笑不得,碍于情面,总不能当面指责他。无奈之下,李德顺只得带着他到移民局,花钱重新补办临时签证。我想,后来俄罗斯政府将独立的签证改为贴到护照上,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像吕惠民这种无知的暴发户再将签证给扔了。

回国后,吕惠民去了广州。他找到了当年做粮食贸易时结识的客户。客户将吕惠民介绍给了做家具的老板。吕惠民现在投资缺的是资金,他希望家具厂能给他一笔预付款。

家具厂不知道吕惠民从国外进口木材是否有把握。他们表示,只要接到第一车桦木板材,以后每车板材都可以给预付款。吕惠民一想人家说的也在理,眼下只得通过别的渠道筹集资金了。

经过东拼西凑,吕惠民勉强筹集了30万元的启动资金。他安排一个叫侯彦民的老手下去外地找大锯手,安排自己的表弟马士刚去石岩购进带锯。李德顺又将自己的两个朋友介绍给了吕惠民。第一位名叫王铁贵,曾经是亚细亚经贸公司的老总。他的公司由于经营不善,于两年前倒闭了。王铁贵现在闲在家里没有事做。吕惠民任命王铁贵为哈尔滨业务处经理,负责协调国外所需物资设备供给。第二位名叫兰德森,曾经同李德顺一起在工大集团当过某项目部主任。兰德森和李德顺是一前一后离开的工大集团,现在也是赋闲在家。吕惠民任命兰德森为驻新西伯利亚分公司的经理,待人马准备停当之后,马上率队出国。

我到公司的时候,侯彦民已经去外地找锯手去了。我到公司五天后,他完成任务回来了。与此同时,马士刚购进的四台带锯也已装箱发往满洲里。吕惠民下令,教兰德森和马士刚带着一名锯手、一名锉锯工和石岩带锯厂的技术员马上动身,奔赴新西伯利亚。

大约在兰德森这批人离哈十多天后,第二梯队也出发了。这一梯队有三个人:吕惠民,李德顺,林明。他们三个先在满洲里办事处落脚,办完几件事之后直接出国。

林明原来在铁路上工作,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下岗了。我在公司上班时,晚上就住在福龙祥酒店空闲的房间内。同我住在一起的是侯彦民的弟弟侯彦坤,他以前曾因贩卖假钞入过狱。侯彦坤告诉我,林明同吕惠民的妹妹有一腿。

我同老邢是作为第三梯队去满洲里的。老邢曾经在工大集团作过兰德森的部下,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也离开了那里。他是兰德森的忠实走狗,所以,兰德森来到福龙祥公司之后,将老邢也带了过来。

老邢长得精瘦,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脸色发红,长着满脸的小疙瘩。他平时不笑的时候,特别像影视剧中的汉奸;他笑的时候就更像汉奸,因为他的笑特别谄媚。

满洲里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是一座非常整洁的小城市。在这里经过简单的修整,吕惠民、李德顺、林明、我,一行四人,经满洲里口岸过境了。

通关还算顺利,因为满洲里口岸相对比较宽松。对面的口岸是后贝加尔斯克,属后贝加尔边疆区管辖。我们四人同一个贩卖狗的女士合租了一辆车,首先奔赴赤塔。

在此三天前,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参加北方舰队演习时发生事故,带着118名官兵沉到了海底。这一事件导致当局对入境的外国旅客严加盘查,就像我国那时盘查法轮功分子一样。

我们一路上遭遇了十多次的盘查。好在我们刚刚入境,证件都没什么毛病,也就是耽误了一点时间而已。不过,这一段路况不是很好,车内的空间又比较狭小,一路颠簸,加上腿蜷缩着很是难受,使得吕惠民一直在抱怨。

好不容易到了赤塔,时间已经接近半夜了。经过商议,领导决定剩下的路程改乘火车。这是我在俄罗斯境内第一次乘坐火车。在火车站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好不容易买到了四张去往济马的火车票,发车时间是第二天的下午。

接下来该找地方休息了。我们问了两家宾馆,服务台都说没有空闲房间了。可是,我们刚刚转过身,后来的俄罗斯客人就领到了房间的钥匙。原来有的宾馆仇视中国旅客,故意不让我们入住。

第三家宾馆终于接纳了我们。由于旅途劳顿,这一夜我们睡得很香,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才起床。

洗漱过后,领导安排我上街买点吃的东西。赤塔是后贝加尔边疆区的首府,城市虽然不大,却十分整洁。这天的天气也格外地好,碧蓝的天空中浮着几朵白云,热风吹在脸上很是舒适。

用过饭后,我们打车赶往火车站。我们买的是散铺票,彼此相距都不远。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第二天的上午才到我们的目的地济马,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躺着养神了。

我知道火车会路过贝加尔湖。听我的大学同学讲,贝加尔湖的湖水特别清澈,捧起来就可以直接喝。贝加尔湖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北海”,曾经是中国北方部族活动的地区,西汉时期苏武出使匈奴被扣,还曾经在这里放过羊。清朝时期,清政府曾短期控制过这片地区。

据李德顺讲,贝加尔湖沿途车站有卖烤鱼的,烤的是贝加尔湖出产的名鱼——奥木尔鱼。我算了一下时间,估计第二天早晨天亮之际火车正好路过贝加尔湖,到时可以在车上一睹大湖的芳容了。

早晨醒来后,我不时地向车窗外张望,却迟迟不见有水系。等得无聊,我又闭上了眼睛。可是,等我一觉醒来,人家说火车已经驶过贝加尔湖了。

大湖虽然没有看到,可是奥木尔烤鱼已经摆在了面前。鱼的味道的确不凡,肉质松软,鲜美不腻,食过之后很长时间,唇齿之间依然保有淡淡的松木的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后来我细看地图才弄明白:即使我不睡那一觉,我也看不到贝加尔湖。原来西伯利亚大铁路途经贝加尔湖时始终绕着一侧通行,也就是说,在由赤塔驶往伊尔库茨克方向时,只有坐在火车的右侧才能透过车窗望见大湖。而我睡的卧铺却是在车体的左侧,又怎么会望见大湖呢?

弄明白这里的关窍之后,我暗下决心:等回来时一定坐在车体的左侧,算好时间,好好地欣赏一下贝加尔湖。

第二天上午,我们准时抵达了济马车站。济马是大致相当于中国县级市一般大的小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我们先安顿在一家小旅馆里,等待同俄方合作伙伴接洽。

下午,我们去车站接一伙人。原来兰德森他们在新西伯利亚没能落住脚,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同那边公司的合作告吹了。无奈之下,他们那一梯队的人只得转战济马,同我们并在一起。

这一行人马除了先前见过的兰德森、马士刚以外,还有几个新人。第一个就是石岩带锯厂的技术员池艳华,没有他带锯是装不上的;第二个叫小宁,是负责锉锯的;第三个叫老白,据说是一名技术很过硬的大锯手。除了从中国来的这五位,还有两位俄罗斯翻译:一个名叫维塔里(男),一个名叫维卡(女),都是赤塔师范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我们将这一行人接到旅馆后,他们领导层马上开始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转过天来,一个名叫廖沙的精瘦的男人将我们一行四人接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叫做乌赫土依。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俄方合作伙伴的大领导叫瓦洛佳,是伊尔库茨克大学的一名数学教授,他也是同我们合作的俄方公司的法人。瓦洛佳没有机械设备采伐木材,所以在济马供给我们木材的是这个精瘦的廖沙。至于瓦洛佳同廖沙具体是什么关系,我始终不清楚。

廖沙是济马的地头蛇,同当地政府、铁路等部门关系都十分好。不过,他的业务很多,他没有时间在我们工作的场地负责具体的建厂事宜。经过商量,他委托一个叫米沙的负责具体的建厂事宜。

我们落脚的地方是位于乌赫土依村的一座废旧的车间。根据里面那破败的样子和成堆生锈的零件,我猜测这以前应该是原苏联时期的一座工厂,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了。我们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清理打扫,终于将车间内没用的东西搬走了,将屋子收拾得能够居住了。

我的宿舍是车间内那个最大的房间,同老白、小宁、池艳华在一个屋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一面等待带锯设备入境,一面准备相关的备用材料,比如大方、砂石、电缆等等。

看看准备工作渐已入轨,由于国内工作还有很多,所以吕惠民同马士刚就先回国了。五天后,带锯设备运抵车间。兰德森同米沙密切配合,着手挖坑打基础,然后安锯。

 

今天,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日记,并不是要讲述我们创业的过程,因为我们创业失败了。尽管在公司成立动员会上李德顺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公司要争取在三年时间内获得进出口权,在五年时间内上市,”可是,当我接下来以人物为顺序讲述在俄罗斯发生的一件件事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当年的誓言是何等的荒谬可笑了。

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可是,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够想起济马那冬季在路灯照耀下飞舞的鹅毛般的雪花,想起我穿着大靴子艰难地在雪地中跋涉,想起我在路上用手推着成箱的啤酒返回厂区,想起谢尔盖和马丽娅那对酒鬼夫妻,想起送我靴子的不知名的俄罗斯朋友……

这么多人物,从谁讲起呢?还是先从池艳华讲起吧。

我同池艳华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也就一个月左右。他这人既不内向也不外向,对人没表现出什么善良也没表现出什么恶意。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能将自己的蛋蛋上移至腹部,这大概也算是一绝吧!

当时兰德森带领着我们按照池艳华的设计一步步地施工,终于将带锯顺利地固定在了车间内。跑车安好了,放上原木,电闸一开,毛板下来,池艳华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李德顺有一次回国办事,正好将完成任务的池艳华带回了中国。后来听李德顺讲,刚一入国境,池艳华就喝了一瓶白酒。我们听后都不由得感叹,他在俄罗斯这段时间一定是憋屈坏了。

是谁给池艳华气受了吗?

没有。

他的不爽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乍离故土,身居异国他乡,生活既不适应,也免不了思念亲人;

设备和用料不能及时到位,干不了活,只能耐心等待,着实教人心焦;工期延误,他归家的日子也就相应地推迟;

作为技术人员,人家到俄罗斯之后当然不想干分外的活。可是,林明负责做饭,他一看池艳华等人不帮忙就肚里有气,话里话外透露着不满,这不能不令池艳华有些窝火;

作为一名技术员,池艳华不可能有太多的见识。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来俄罗斯,一路上,他免不了犯许多国人易犯的毛病——说话声音大,东张西望等等。这样的行为容易引起俄罗斯警察的盘问。因此,带队人有时不免要说上两句。作为一个成年人,谁都不喜欢被人家说,池艳华也不例外;

语言不通。出门不认识字,见人说不上话。虽然公司有翻译,可是毕竟嘴长在人家身上,这同在国内完全是两个样子。

总之,池艳华就这样走了。我想,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来俄罗斯的想法了。他走后,我同他一直没有联系过,在石岩镇我最终也没能找到他。

再讲讲马士刚吧。记得我同他在俄罗斯重逢时,我说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木材不能足量供应。可是马士刚不信,他说俄罗斯的白桦遍地都是。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他的自信是错的。经过几天短暂的相处,他就同吕惠民回国了。等我回国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下面该说说林明了。这个人在公司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可是却值得我多写几笔。怎么说呢?他大概算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遗老,就像清朝刚刚灭亡时的遗民一样。在体制内享受过优厚的待遇,等体制不优待他了,他变得不能适应这个社会。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没有本事适应这个社会。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来到我们公司的,估计是通过吕惠民妹妹的介绍。在闲谈中,我曾经听他抱怨过公司为他定工资的过程。当时他说:“二哥说就这手还不得给开2000,结果给定了个800。”

林明的职责是主管生活的副经理。公司到俄罗斯扎营以后,老板始终没提雇厨师的事。这事老板不提,别人也就没法提。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可是,谁挨累谁不爽。为了表现,为了博得老板的青睐,公司人马一到济马,林明就揽起了做饭的活。没想到,这活一到手之后,就没人同他抢。老板又不雇厨师,所以他就一直在做饭。

林明不满意做饭这份活,尽管他做的饭很好吃,大家也都很爱吃他做的饭。不过,他不能撂挑子不干。第一,他得给吕惠民的妹妹留面子,不能拆老板的台;第二,如果公司真不用他,他还真无法保证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既不能离开公司,又不满意手头这份工作,于是林明渐渐地就变成了祥林嫂式的人物。第二批工人入俄后,我就同林明住在一个房间了。他时而同我抱怨,不过我们的交情并不深,所以他同我抱怨的频率并不高。后来,吕惠民的准女婿张煜来了,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张煜年纪比我小点,看起来平日里同林明关系比较亲近。从此时起,林明找到了倾诉的对象。每天黎明前我正在似睡非醒之际,就开始迷迷糊糊地听到他开始同张煜抱怨。张煜听他说这些不可能不心烦,可是碍于情面,加上林明在他面前还是长辈,他平时称他为“林叔”,所以也就只能含糊应和,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林明也并不要求张煜表什么态度,他似乎只是想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似乎只有这样,心里才痛快。

林明的婚姻很不幸福,在家时经常同妻子吵架。乌赫土依村里有个面包房,那里的正、副经理都是三十来岁的成熟美女。林明时常在我面前夸赞这两个女人漂亮。我问他想要哪个,他说哪个都可以。

林明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人。我这么评价他并不是因为对他有什么成见,而是通过一件件事例得出的结论。

他同体制内的许多人一样,善于阿谀奉承。李德顺的俄语水平很高,不过,英语似乎知道得并不太多。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了他懂英语,就问了一句:“李总英语也会点儿?”还没等李德顺搭言,林明抢先说道:“那可不是会点儿,那——那是英语大翻——”李德顺没说话,只是面带微笑。看来不论他会多少英语,被人捧着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有功先往自己身上揽。有一次我同他一起进城去买吃的。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中国人,是我先同他搭的话。透过言谈得知,他也是在济马做木材加工的。不过,他的基地在另外一个村子,距离我们也不是很远。后来,我们公司同他们公司(远达公司)时而有些业务上的合作。有一次我们公司开会,林明说是由于他主动结识了远达公司的代表,我们公司才得以有机会同人家合作。而对于我的贡献,他始终一字未提。

喜欢进谗言。林明自己做饭觉得有些大头,他就希望在他做饭时老白、小宁、池艳华等能够伸手帮一把。老白他们大概是也有自己的考量,可能是出国前公司也没对他们说还有做饭这一份活吧,所以他们基本上也就不伸手。这让林明心生记恨。据我的观察,林明应该是向吕惠民告了老白的黑状,不然吕惠民不会说即使老白技术再好我也不用他这样的话。

将近新年的时候,眼看公司前途无望,我同李德顺和林明一起回了国。

说完主管生活的副经理,下面该说主管生产的副经理了,这个人就是老邢。我们第一次谈话时,谈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他的姓。他说很多人将他的姓写成了“刑”字,也就是等于给他判刑了。后来我们记住了:邢经理的“邢”是《红楼梦》中邢夫人的“邢”,可是有一次我还是写成了判刑的“刑”,莫非我真的希望他被判刑?

同林明的一边干一边磨矶不同,老邢是只干活,不磨矶。六米长的樟子松木板老邢在车间内抱起来并不废力,起码据我看上去他是很轻松的,尽管他自己总是说他的腰得过病,不能承受重力。另外,老邢在厨房也不闲着:早晨,他替林明热牛奶,切面包;瓦洛佳或廖沙来到车间内同领导谈事时,老邢抢着下手炒菜;吕惠民扫地时,老邢必会抢过笤帚,然后教领导休息,自己将地扫得干干净净。

老邢不只对领导好,对员工也同样好。有一次,我感冒了。小感冒对于当时26岁的我来说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自己都没拿它当回事。可是,老邢当回事了。他用生姜熬了一碗姜汤,亲手端到了我的近前。我父亲都没有对我这么好过,我当时感动得几乎要流泪了。可是,尽管这样,并不妨碍老邢背后对我下绊子。当我得知他做的那些事情以后,我不禁感叹:我这一生真是什么样的人都见识过了。

我按照老邢的工作态度来分析,如果兰德森一心维护公司利益的话,老邢可能也会勤勤恳恳地为公司效力。可是,兰德森最终背叛了吕惠民。老邢既然是兰德森带来的人,他也就不可能不背叛公司了。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老邢同我和林明、李德顺不可能是一个战线上的人。我同林明回国后,老邢和兰德森继续留在济马,大概一直坚持到公司解散。

带锯安装调试完成后,六名大锯手和一位检尺员入俄境来到了济马。这一批人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检尺员老杨。他个儿不高,罗锅很严重。可是,人不可貌相,老杨的手真巧!他是洋铁匠出身,在外面随意捡块铁片子,回来就能敲成一个小铁锅,然后伙同工人们在屋内炖肉吃。老杨不但干活巧,据他自己说,他床上功夫也特别厉害。他先后有两任妻子,都被他伺候得很舒服。老杨说,有一次他到外面出差连续两个多月,渴坏了,回家后一宿折腾他老婆七次。他的故事听得其他工人眼睛直冒红光,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在吹牛。尤其是老邢,他笑老杨一点也不懂生理常识。

检尺当然是对检,也就是中方出一个代表,俄方出一个代表。俄方与老杨对检的检尺员叫柳芭,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相比于我以后接触到的俄罗斯检尺员,柳芭可以说是最较真的一个。通常情况下,一车原木如果在俄罗斯检尺结果是66立方米,那么回中国后再检就差不多能检出69立方米左右,因为两国的检尺标准略有差异。加之俄罗斯采伐下来的木材有许多都是偷的,所以他们在检尺上并不过多计较。许多到俄罗斯做木材生意的中国人也正是看到了这个便宜才决定做这笔生意。可是,柳芭让我们公司的这块利润几乎化为乌有。每根木头她都同老杨认真地检,遇到一根形状不是很规则的木头她通常要与老杨争论好久,弄得我要多说不少话。当然,通过这番争论,我也跟他们二人学会了不少的检尺规则。

在济马认识的俄罗斯人还有几位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距离我最近的就是两名翻译——维塔里和维卡。听小宁他们讲,这两个人在家乡都有各自的情侣,可是,当他们在一个中国公司工作时,还是凑到了一起。小宁听维塔里讲,刚开始他缠着维卡时,维卡也不同意。不过,她终究抵挡不住维塔里的攻势,最终还是同他好上了。公司安排他俩住一个房间。打扫卫生那天,他们用废旧的牙刷擦拭地板上的污渍,使得吕惠民不住称赞俄罗斯人讲卫生。可是,过了一个多月,他们俩的屋子就弄得比我们工人住的屋子还脏还乱了。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既养猫又养狗的缘故。用吕惠民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屋中从不安静,不是人叫喊就是狗叫喊。

维塔里和维卡的汉语水平一般。俄方老板瓦洛佳的女儿安娜也是学汉语的,她的汉语说得可要比维塔里和维卡好多了,因为她在山东留学过。每次瓦洛佳来济马同吕惠民或李德顺谈判,都由安娜担任翻译工作。安娜几乎能做到同声传译,这点不但维塔里和维卡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工厂开始正常生产后,有一次,维塔里在车间吸烟被吕惠民发现了。按照工厂规定,在车间吸烟是要罚款的,这几乎是所有木材厂的规矩。可是维塔里不服,他在同吕惠民争辩的过程中竟然说出了“这是我们的国土”这样幼稚的话。吕惠民的脾气怎会惯着他,立刻决定开除他。维卡表示,如果工厂开除维塔里,她也将辞职不干。吕惠民怎会屈服于她的威胁,立刻批准了她的辞职。

到这时,维塔里和维卡都有些后悔了。维塔里没有父亲,靠着母亲的供给勉强读到大学毕业,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没想到就这样失业了。受老邢的委托,作为同行、也作为同事的我,在他们临走前的这天晚上到他们屋来看看他们。我们说了些互勉的话。那时,我们还都没有私人电话,也没有电子邮箱,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再也就没有联系过。

俄方驻厂经理米沙也值得写上几笔。他既是地头蛇,也是榨油鬼。说他是地头蛇,是因为刨地打基础时他雇来了许多俄罗斯工人,可是令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是,这些工人几乎没有能坚持下来的,总是经常被换掉。后来有一次我同林明进城去买吃的,在菜市场遇到了一名工人叫潘佳的,他正在摊位上卖牛肉。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厂里干活了,他说米沙没有支付他们工钱。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拖欠农民工工钱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说米沙是榨油鬼,是因为他在帮我们购进工地用料时,总是要拼个缝,有时是大缝,有时是小缝。米沙不知从哪儿招来几个小伙子,这帮人干活一个比一个能磨蹭。他说要为我们修建一个桑拿房,好让我们工人洗澡。这个桑拿房从十月份开始动手建,一直到我新年前离开济马,也没有个眉目。每次公司有国内领导上来,米沙就特别兴奋,因为他知道,公司有现金带来了,他又有挣钱的机会了。这时,他就会发动小伙子们,开始续建桑拿房。可是,过不了两天,不知为什么,我们就又看不到小伙子们的身影了。

要说这里最奇葩的俄罗斯人,还要属谢尔盖(不是前面卖牛肉的那个谢尔盖)和马丽娅这对酒鬼夫妇。最早他们同我们打上交道是缘于卖土豆。我们从市场买菜价格较贵,从谢尔盖家买能够便宜一些。可是这对夫妻只要卖土豆有了钱,就会去商店买酒喝,一喝还保管喝得大醉。家里的钱用光了,他们没有办法了,就又去我们那里卖土豆。可是我们毕竟消化不了那么多的土豆,这时,他们就会缠着我们,一番话翻来覆去地要说上好多遍,无非是他们的土豆质量好等等。

吕惠民在国内爱蒸桑拿,属于那种对温度要求很高的人。这类人养成了一个毛病,如果几天不蒸,就会浑身痒得难受,而且温度不高还同样不解痒。有时,他们甚至需要别人用树条子往身上抽才觉得舒服。可是到了济马,就没有方便条件洗桑拿了。公司没有汽车,进城不方便。村子里的桑拿房都是个人家的,俄罗斯人比较重视守卫自己的私人空间,你给人家钱人家也不同意你去洗。可是,只有谢尔盖夫妇例外。他们为了能够有钱买酒,很爽快地答应了吕惠民去他们家洗澡。吕惠民对他们家桑拿房的设施还比较满意。可是,双方一搭上这层关系,这对酒鬼夫妇就总去我们公司磨矶,不是要卖土豆,就是请吕惠民去他们家洗澡。最后弄得吕惠民宁可忍受身上的剧痒,也不去他们家洗澡了。

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俄方经理廖沙给解决了。有一次,谢尔盖夫妇又喝醉了,他们又来公司磨矶。在车间门口,他们遇见了廖沙。当时我不在场。据兰德森说,廖沙将他们二人狠狠地申斥了一顿。廖沙具体说了些什么兰德森也听不明白,不过,兰德森多少懂点俄语,据他猜测,廖沙是说你们当初年轻时也是劳动模范,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副样子,在中国人面前一点自尊都没有?从那以后,这对夫妻再也没有在我们工厂附近出现过。

最后要提到的在济马结识的俄罗斯人,就是一位至今我也不知道姓名的恩人了。所以,这里我用“结识”二字显得不是很准确。这话还要从出国前说起。

我们在哈尔滨筹备出国时正值夏季。当时大家商量都需要带一些什么东西,有人就提到要带好冬季的鞋帽。吕惠民说:“不需要带那么多,太重了不方便,到时公司统一买军勾。人家林明他们都没拿这话当话,都备好了棉鞋。只有我自己实在,真的就没有准备越冬鞋。可是,出国以后,连工资也只给发了一个月的,之后公司的资金就紧张了,怎么还会给买军勾呢?

当时我的兜里连一个卢布也没有。眼看脚下的鞋就抵挡不住风寒了。可是正在这时,一天早晨,一位俄罗斯朋友将一双унты送到了车间。这是俄罗斯生产的一种越冬靴。最下面是一层胶底,胶底上面又是一层毡底,靴筒的里外都是狗毛,穿着特别暖和,唯一的缺点就是走起路来太吃力,因为靴子太重了。我问他这双靴子值多少卢布,他要500卢布。

我遗憾地摇了摇头,告诉他我兜里没钱。他表示可以等我有钱的时候再付给他,暂时可以先穿着靴子越冬。我想既然是我欠他的钱,他到时总会来工厂向我讨要的,所以也就没有问他的居住地址,直接将靴子收下了。

出国前,吕惠民承诺,在国外工作的员工每人每月可以得到500卢布的生活补贴。可是出国以后,这500卢布的补贴从来没有被落实过。大概是到了11月份吧,当时公司有点余钱,兰德森作主给发了这一个月的补贴。当时吕惠民不在国外。这500卢布我没敢花,等着那位俄罗斯朋友来要靴子钱。可是,一直等到我离开那里,他也没有来。我又找不到他,就这样,最后我穿着这双沉重的靴子回到了国内。

回国时,我们是从伊尔库茨克上的火车,这次车是由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当班的是北京的列车员。他见到我的一双毛茸茸的靴子放在地板上,竟误以为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条狗,简直弄得人哭笑不得。

记得有一次车间需要一桶柴油,可是没有车,那边又等着急用,无奈,我只得提着桶去附近的加油站打油。当时已经是冬天了,我脚上穿的就是那双狗毛靴。那时靴子上脚时间不长,我还没有适应,加油站距离工厂能有1000米左右,累得我都快要走不动了。我想起了看过的小说,人家说古人练轻功开始时都是将沙袋绑在腿上,待过一段时间后,去掉沙袋,练功者就能变得身轻如燕了。我想,我这大概就相当于练轻功了吧。

后来时间久了,脚下也就不觉得沉了。这双靴子的最大优点就是耐寒。西伯利亚的冬季,白天有时零下三十多度,穿着这双靴子却一点也不冷。回国后,这双靴子被哥哥相中了。他当时骑摩托收鹅毛,国产的棉鞋一般没有那么耐寒的,穿着这双狗毛靴正合适。至今,这双靴子大概还放在他家仓库的某个角落。

我这一生经历过许多令人费解的事情。这只是其中一件。我想,在那个冬季,大概是上帝派遣那位俄罗斯朋友送我这双狗毛靴的吧!无论事实是否如此,我在这里还是要郑重地感谢这位俄罗斯朋友!

说完善良的俄罗斯朋友,该说说奸猾的俄罗斯商人了。我这段要说的就是瓦洛佳和廖沙。几乎一直到快要回国的时候,我才悟到瓦洛佳和廖沙的最终目的。他们与我们合作,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我们的四台带锯。因为他们无法买到这种带锯,所以就设了个局,让我们自己把锯运来,给他安好。然后故意不按合同约定的数量提供足额的原木保障生产,而我们中方还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每月支付他们足额的厂房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一面是原料不足,出不了那么多的板材,也就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另一面还要交给他们足额的厂房租金,我们公司怎么可能不倒闭呢?

不是我对俄罗斯人抱有偏见。如果翻看俄罗斯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它的强大没有一次是因为人民的勤劳创造,而每次都是依靠扩张掠夺。有了核武器以后,跑马圈地这条路走不通了,于是,他们开始走下坡路了。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发展经济,以期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各国之间通商合作。可是,合作是要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俄罗斯人的不讲信用是令许多发达国家的商人不屑与他们合作的。当然,中国人也知道他们不讲信用。不过,为了生存,中国商人忍气求财,在夹缝中寻找着生财的机会。有像吕惠民这样缺乏经验的商人,一不小心,就被俄罗斯人给骗了。

我离开济马之后,不知道瓦洛佳的生意做得如何。不过我想,他和廖沙的如意算盘恐怕未必会实现。他们以为只要留下中国的带锯就能加工木材了,可是他们不知道,锉锯的技术性十分强。据我们公司的锉锯手小宁说,他学到这一手技术用了三年的时间。如果没有专业人士教导,只凭自己摸索,这一门技术很难会被一个新人所掌握。到最后,瓦洛佳如果不将那几台带锯卖掉,留下的恐怕也只是一堆废铁而已。

下面我该浓墨重彩地说说兰德森的故事了。那一年兰德森47岁,他长得中等身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兰德森智商很高,他的女儿凭借父亲遗传给她的优秀基因考上了北京大学。不过,兰德森有个致命的缺点——傲慢。我说他傲慢绝不是缘于我的偏见,而是铁的事实。

记得我俩第一次在公司接触时,正值我刚刚在图片社做完了公司员工的名片。名片的内容是我翻译的,因为我们到俄罗斯去要做中、俄两种文字的名片。兰德森看完名片后,马上指出某个人名翻译得不对,还说应该如何如何翻译。

其实兰德森只是粗通俄语,对精通中、俄姓名互译的我在专业上提出质疑简直是贻笑大方。不过,初次相识,我没好意思说什么。当时吕惠民正在布置其他的事,打断了这一话题,这事也就过去了。不过,我马上意识到:这个人太自负。

随着一天天接触的深入,事实验证了我的判断。在国内时,我们接触很少,而且他的上面还有吕惠民和李德顺,他表现得还不十分张扬。等到了济马,吕惠民和李德顺回国后,他的本性一点点地逐渐暴露了出来。

兰德森在自己制作的网页上号称经济学硕士、社会学博士,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既不懂经济学,也不懂社会学。年近五旬一事无成且不说,在工厂他动辄对工人暴吼,在管理上也不能人尽其才。在人际关系上,他只是同维塔里和维卡两个翻译走得近,为的是快速地学习俄语,为他在日后的工作中踢开我、单独同俄罗斯人接触,以便贪污公款铺路。

兰德森在网页上给自己挂的头衔可不少,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太湖文化论坛理事,山西太原孔子书院院长,并且声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邮电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交通学院、北京美国英语语言学院等学校任教。这里面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无法鉴别。不过我能确定的是,此人有才是真,无德更是真。

在俄罗斯,中国人经常由于各种原因被警察盘查甚至罚款。有一次,谈话之间兰德森说:“在公共场合你最好不说话,这时警察可能会错把你当成日本人。他们尊重日本人,一般很少盘查,这样你就安全了。”我虽然不以自己是中国人为傲,但对于兰德森这样故意隐瞒中国人的身份的行为也觉得很是不齿。当时,我没有出言反驳他。可是,十年后,我报复了他。

下面说说兰德森早年的经历。

1968年,15岁的兰德森作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北大荒。由于他身单力薄,还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被分配去看守关在牛棚里面汤原农场的“走资派”们,也就是所谓的“黑帮”。兰德森所在的连队是汤原农场的良种队,后来组建兵团以后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七团二连,也就是“大右派”、著名作家丁玲、陈明发配北大荒改造、居住了十年的连队。由于他们连中有两个人实名到老百姓的瓜田里去偷瓜,被老百姓举报了,最后,团长和政委决定解散该连,并且将全连人发配到最边远的连队改造。

兰德森被安排在了工程三连,任务是到山沟里挖山洞修战备粮库。修战备粮库需要木材,69年兰德森他们被赶上山伐木。那一年是兰德森在北大荒十二年生涯中最冷的一年,最低气温曾达到零下42度。兰德森等人坐敞篷军车坐了十多个小时才到了依兰县的烟筒山林场,连夜搭帐篷,床铺底下的雪一尺多厚。在山上伐木时,他们饥餐冻馒头,渴饮冰泉水,出汗时狗皮帽子的冰溜子有一寸多长,棉袄的后背一敲当当直响。在此期间,兰德森练就了一身硬本领,摘挂可以摘圈挂,抬大木可以二杠小肩抬八米原木上跳装车,点炮炸石头可以一口气点火十几炮,排哑炮可以连续作业。有一次,他乘坐拉着八米长原木的大汽车下山,在经过盘山道时汽车翻下了深渊。

万幸的是,兰德森和司机竟然安然无恙,可是,绑在车上的脸盆子被轧成了盘子,行李被车上固定大木的铁胳膊扎透了四层。

钻研好学的兰德森在工作中学习了一身木工手艺,被新建团部抽调到基建连的木工班。有一次,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得罪了他们的副团长李忠山,结果受了记大过处分,撤销木工职务,发配到远离连队的山上一个人喂牛、赶牛车。山上没有电灯,寂寞无聊时,兰德森只得用挑灯夜读来对抗孤独与寒冷。他在牛棚里挂上一个条幅,然后将陆游的诗句“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写在了上面。

兰德森在十二连的老连长王富听说了他的遭遇。王连长认为兰德森是个可造之材,于是把他要回了十二连,理由是在边远连队可以更好地对其进行改造。后来兰德森、王富与一个外号“小王铁人”的战友王怀兴在蓝天一顶、草地一片的傲来河畔开创了拥有100多人、200多匹军马、15000亩土地的十二连。开荒建点的艰苦就不用提了。每天,他们三个人背一书包馒头、一包咸菜从暂住的六连出发,步行十几里路,去挖十二连的第一栋房子的地基。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加上只吃咸菜,搞得三个人头晕眼花。一天,挖地基时挖出了一窝又肥又大的田鼠,王连长用茶缸将田鼠煮了,大家这才沾点荤腥。冬天没有副食品,他们就打冻网抓鱼,开枪打狍子,刨开冻了两米厚的冰面抓哈什蚂子(林蛙),一打打了八麻袋,整整吃了一个冬天。这些被现代人疯狂猎奇的美味在当时的北大荒也只是救命食物而已。

兰德森22岁那年,老连长让贤,教兰德森做了连长,这大概也是他一生当中最引以为傲的事。当时他们连队跑马开荒,与地方上开荒的百姓发生了冲突。在剧烈的肢体冲突(老百姓先是用四股叉穿透了战士的左臂)中,连队卫生员杨国平开枪了,结果导致那名中弹百姓右手的四个指头齐刷刷地被子弹打断。紧接着,他们又放火烧了老百姓的三间大草房。这同样是兰德森一生中引以为傲的事情。

事情具体后来是怎样处理的我不得而知。上面所述的内容,有的是我从兰德森同别人的谈话中听到的,有的是他自己在网上发布的,至于哪些属真,哪些为假,那就全凭读者自己去鉴别了。

说句良心话,吕惠民公司倒闭的责任说什么我也不能安到兰德森的头上。不过,这个人的人品和工作能力确实无法令我恭维。前面说过俄方无法充足保障原木的供应,于是公司领导层讨论要自己组织人马上山伐木。吕惠民提出这个想法后,兰德森第一个举双手赞成。这一次,他又将他在北大荒伐木时的那些经验摆了出来,说得大家对他都十分有信心,都相信在他的率领下原木能够顺利地运到工厂车间。结果,货车刚一上山,就误了。山上找不到援助的车,加上当日降温,车又被冻了一下。后来公司专门组织救援队,又找俄罗斯人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货车弄下山。

这一次行动不但没有弄到半根木头,而且还劳民伤财。在事后总结会上,兰德森说:“我说这事不可行嘛!”

他的诸般劣迹无需我缀述,单凭他这一句话,他的人品就是零分。动员会上他明明积极主张上山伐木,事后却不敢承担责任,又说他当初说这事不可行。我真是彻底无语了!透过这件事,加上前面我讲的他在北大荒做的那些事,他的为人就能够得到印证了。我想,这也是智商那么高的他为什么这些年都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会后,吕惠民并没有对兰德森的工作能力提出明确的质疑。虽然俄方伙伴的欺诈是公司倒闭的主要原因,但是用人失误也不能说没有绝对的关系。

随着吕惠民对李德顺愈加地不信任,他也就更加重用兰德森。后来,兰德森在翻译缺席的情况下(他不教我去)独自同俄方伙伴谈判购进机械,不知贪污了多少钱。

我和车间工人对兰德森的无序管理和对下蛮横的态度都很不满。不过,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我们谁也没有与他撕破面皮。可是,林明忍不住了。当然,也可能是他不想继续再忍了。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林明不想干了;第二,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那天下午,林明终于向兰德森“开火”了。他首先历数了兰德森的种种“罪恶”,然后明确地告诉他:“你的杀手锏不就是打发不服你的人回家吗?老子正好不想干了!”

那时吕惠民和李德顺都在国内,管理层只有兰德森、老邢和林明三人。现在三个人中的两个人吵了起来,工人们和我自是在一旁看热闹。老邢不能不说几句了,他当然是劝林明消火。

林明早就对老邢不满,他知道老邢是兰德森的忠实走狗。借此机会,他开始指责老邢,说老邢不是男人,甚至说他的那东西白白长在身上。老邢无奈,走了一个劝架的形式,也就借此沉默了。

回国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曾经给林明打过一个电话。那时公司的全体员工都已撤回了国内,兰德森已被公司解聘,他贪污的公款被责令退回,否则吕惠民将诉诸法律。

十年后,我在网上偶然间看到了兰德森的网页,他还在上面大肆宣传自己是某个某个大学的教授,某个某个行业的专家。于是,我给他发了份邮件。我问他:“你是日本人的后代吗?”

时隔十年,他已经记不起我是谁了。他只是毫不羞耻地回答:“对!我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就叫山本次郎。”

对于这种不知羞耻的人我也是彻底无语了,我没有再和他多说一句话。

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我这次同兰德森的通信竟让我意外地获知了他最近的动向。

这十年间,不知他通过什么途径认识了一位部队高级首长的女儿,这位女士姓谢。二人似乎谈过一段恋爱,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开始闹起了分手。兰德森想敲诈谢女士一笔钱。谢女士不甘心被他敲诈,同时还想把以前被他骗去的钱给弄回来。后来,谢女士报了警。警察不知怎么打开了兰德森的电子邮箱,谢女士在兰德森的通信记录中发现了我给兰德森写的那封不友好的信。为了搜集兰德森更多的劣迹记录,谢女士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我。

据谢女士说,兰德森将在吕惠民公司贪污的公款都返还了。当然,谢女士并没有承认自己同兰德森谈过恋爱。不过,透过朦胧的话语,我还是摸到了一些线索。

这次通话后,过了不长时间,谢女士给我发了一份邮件,说她将兰德森起诉了。经过法院审理,兰德森被判了一年徒刑。

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谢女士又给我发来一份邮件,她说兰德森出狱后不知所踪。从此,我彻底失去了兰德森的消息。

林明向兰德森挑起“战役”的那一次,张煜也在济马。提起这个混小子,倒令我想起一件令我忍俊不禁的事。

张煜是个大胖子。由于整天坐在凯迪拉克里面,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肌肉。脱掉衣服后,他胸部、腹部、腿部的肥肉都向下耷拉着,胖得真是难看。在国内公司时,即使是买包烟、买瓶水,他也懒得起身自己去,经常打发我或者侯彦坤去。

那一次张煜从国内往济马带锯条,总共8个箱子。他在哈尔滨购买的国际列车车票,正赶上那次列车是俄罗斯列车,所售的车票上面全是俄语。公司里面会俄语的员工当时都在济马,家里人谁也看不懂车票上面的文字。张煜不知道自己应该乘坐哪一节车厢,最后他上了第8车。上车后,人家列车员打手势告诉他,他的位置在17车。

这次张煜是一个人出行。这下好了,他将8个沉重的箱子逐一从8车搬往17车。等他全部挪完之后,列车已经开到大庆了。

张煜同吕惠民的大女儿洪曼相恋。洪曼在公司负责财务。当时吕惠民筹款赴俄罗斯创业,张煜家里给拿了5万元启动资金。吕惠民希望张煜能够在自己的公司得到锻炼,能够找机会向兰德森学习学习工作的方法。可是,张煜本身不学无术,加上兰德森心怀鬼胎,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林明那天向兰德森“开火”时,张煜也在场。他向林明抱怨了几句,大致意思是说,你们口口声声都说自己为公司利益着想,可为什么现在当着工人的面起内讧呢?张煜这话说得不能说不在理,可是,他人又小,言又轻,兰德森和林明又怎会将他的话放在心上?

兰德森同林明的“战役”过后不久,李德顺从国内来到了济马。处理完一些事务之后,他准备经伊尔库茨克回国。眼看公司前途暗淡,我和林明要求同李德顺一道回国。当时李德顺手上的卢布不多,而且我和林明的签证都已经过期了,万一路上发生罚款,我们的钱就不够回国的了。可是,谁也不想再继续留下去。于是,我们三个人还是冒险登程了。

瓦洛佳开车将我们带到了伊尔库茨克。我们在李德顺的一位中国朋友那儿暂时落了脚。正巧这位朋友白天同俄罗斯朋友打猎,打到两只野鸭子。林明将野鸭子炖了。由于野鸭子在大自然中常以小鱼、小虾为食,加上林明烹饪方法得当,鸭肉吃起来很像鱼罐头的味道,甚至比鱼罐头更好吃。

李德顺去火车站买了三张国际列车的票,终点是后贝加尔斯克。这次火车是在夜间路过贝加尔湖,车窗外一片漆黑,所以我又一次与大湖失之交臂。

李德顺同林明坐一个车厢,而我则在相邻车厢的一个上铺。列车驶过赤塔以后,警察上来检查证件。林明的护照被查,因签证过期交了罚款。与我同一车厢的一个中国小伙子护照被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交了罚款。我一看警察来了,忙向里侧翻过身去,假装熟睡,结果逃过了检查。

在后贝加尔斯克通关时,我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因为如果我们交了罚款,那就不知道该怎样回家了。结果工作人员看了一眼我的签证,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发现签证已经过期,只是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盖了戳,然后放行了。

到满洲里口岸后,签证已被俄罗斯海关收回,中国这面一看五年护照,正在有效期内,也是盖章放行。就这样,我安全回国了。

接下来就是艰难地讨薪了。吕惠民无耻地将办护照的费用算在了我的头上,并且是按2000元入的账,实际才不到300元钱。算来算去,公司还欠我200元,就连这200元也是经我几次三番到公司才给了我。

到此为止,关于暴发户吕惠民创业的故事就讲完了。一个不靠谱的老板,找了一个不靠谱的合作伙伴,带着一群不靠谱的人,在西伯利亚进行的为期不到半年的创业故事讲完了。

讲到这里,我还要补充一段插曲。维塔里和维卡走后,他们养的小猫并没有被带走,而是留了下来。我不知道谁在照顾这只猫,大概是兰德森照顾吧,因为他对养猫逗狗比较有兴趣。

后来小猫怀孕了。吕惠民同李德顺住在一个房间,当他们不在济马的时候,他们的床就空着,也没有人住。后来吕惠民到济马的时候,小猫临近产期了。有一天白天,吕惠民的屋子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锁,他人也没在屋。厂里那么多的房间小猫都不选,它偷偷地溜进了吕惠民的房间,在他的床上产崽了。

产崽和破产是一个意思。也许小猫在冥冥之中已经知道吕惠民离破产之日不远了吧。

其实不只小猫有灵性,就连狗有时也能给人以暗示。就在我为公司的前途感到灰心而不知该进该退的时候,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几个人在厂区散步,这时遇见了几天前被开除的俄罗斯工人波利亚。他当时喝得醉醺醺的,推着一辆自行车,还带着自家养的一条大狗。那条狗不知为什么,径直向我冲来。我一边往后退,一边喊着波利亚,教他拦住自己的狗。可是波利亚不知是喝多了什么也不明白了,还是记恨着我们开除他而有意报复,总之他对自己的狗扑向我视而不见。那狗叼住了我的毛衣,我向后一躲,结果虽然没有伤到我,可是我的毛衣也被它扯了个口子。这时,同行的工人已经拿来棍子,将狗给赶跑了。这件事算是有惊无险吧!事后我想,这可能也是狗给我的暗示: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在2000年,凭30万启动资金就想在俄罗斯开木材加工厂,不知吕惠民是怎么想的。我们没有起重机,工人们用撬棍从货车上卸原木;我们没有叉车,工人们用撬棍将原木滚到车间。至于怎样将打包好的板材装到火车车厢内,我都记不大清楚了,总之,都是靠蛮力,根本没有机械可用。

前面说过,由于公司没有汽车,我穿着沉重的靴子徒步去加油站买柴油。那次打误的汽车被从山上拖下来,公司晚上犒劳大家,我又是从批发市场将一箱啤酒用手推到的厂房。

现在回想起来,吕惠民教兰德森任公司驻外经理,有点像玉皇大帝委任孙悟空看守蟠桃园。公司后来果真像当年的天宫一样乱,而十年后兰德森也像孙大圣一样遭遇了牢狱之灾。

在我到福龙祥公司之前的许多年,侯彦民就已经是吕惠民的手下了。他大概是太了解自己的老板了。吕惠民不知什么时候欠侯彦民一笔钱。大概是侯彦民觉得讨债无望,他利用一次机会将公司的钱挪到自己的账户上抵销债务了。吕惠民气得要死,不过他毫无办法,因为他毕竟欠人家的钱。

至于吕惠民欠那些锯手的钱,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回国后,我去侯彦民那里坐了一会儿。侯彦民那时已离开了公司,同妻子开了一间干洗店,小本经营,日子过得也还殷实。言谈间,侯嫂说她最看不起吕惠民,即使在他最有钱的时候,她依然看不起他那副自大的样子。其实,中国早期那批暴发户,有几个不是吕惠民那副面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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