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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县老共产党员的风采录(庆祝建党100周年征文)  作者:乡音

发表时间: 2021-06-09  分类:人物传记  字数:10862  阅读: 394  评论:0条 推荐:4星

嵩县老共产党员的风采录(庆祝建党100周年征文)
 


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有很多好党员、好干部,他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正是由于他们和人民群众这种鱼水关系和血肉深情,才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正是由于他们这种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才能够带领人民战胜饥饿和贫困,换来今天的温饱和幸福。

在迎接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重温嵩县建国以来的历史,缅怀几位嵩县历史上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展示他们的风采,学习他们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陆浑水库建设献出年轻生命的杨予九


陆浑水库是嵩县的一大景观,她每年都有效地缓解了黄河洪峰的压力,灌溉着洛阳、郑州、平顶山三市六县20多万顷农田,每年都在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新中国成立以前,多少年来,黄河水患,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建国后,党和政府决心治理黄河,兴利除弊,为民造福。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时,发出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为配合根治黄河水患,上级决定在黄河的支流伊河上建陆浑水库。当时正值国家3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于是,兴建陆浑水库的伟大工程便在国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拉开了序幕。年轻的共产党员杨予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到陆浑水库建设大军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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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予九(1938~1963),中共党员,1938年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的一个风光秀丽的小村庄那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他的父亲在新四军的队伍里同日寇浴血奋战。他随着母亲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苦难的童年,在杨予九的心田播下了奋发图强的种子,也磨砺了他坚毅无畏的性格。

新中国成立后,杨予九背起书包走进了学堂。195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水电专业,成为共和国最高学府的一名学子。在校期间,他品学兼优,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自己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省吃俭用接济更困难的同学他曾担任系团委宣传部长、校团委宣传部副部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3年1月,杨予九大学毕业了。他身上罩着“团委干部、共产党员、清华骄子、高干子弟”等诱人的光环。在当时人才极度匮乏的时期,他要留在大城市找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易如反掌。然而,他却坚决请求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组织上根据他的志愿,将他分配到水电部水利水电施工研究所。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奔走在基层和野外,工作流动性大,生活条件艰苦。杨予九到研究所一报到,就来到陆浑工地,义无反顾地成为施工大军中的一员。

离开北京前,杨予九写了一首题为《出征》的诗:

“新兵上前线,波涛万般情。

战友最留恋,告别北京城。

战士望打仗,未来更引人。

不畏劳和苦,红专在陆浑。” 

建水库时,正是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处缺粮,城市口粮每人每月25斤,农村食堂标准更低,每人每月不到15斤,还要挤出粮食、红薯干往水库工地送。工地比农村食堂条件好一些,早饭四两玉米面虚糕,配上一碗照见人影的稀饭,午餐是一个半斤粮的花卷馍带半瓢面汤,晚餐是四两面的糊涂面条。这对一个重体力劳动者来说根本填不饱肚子,还经常发生供应不上的时候。民工们下班后,有的到山坡上采野果,有的拔些蒲公英之类的野菜充饥。修建水库最后阶段,由于长时间劳累疲乏,加上营养不足,部分大龄民工眼睛发红,面色黑黄,嘴角溃烂,身体消瘦,有的还得了肤肿病。然而,工程建设仍在持续。

杨予九告别大都市,来到陆浑水库建设工地,负责技术工作,投入到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他牢记自己的诺言,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掏槽爆破和深孔爆破技术,反复实验实践,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深入施工现场,不顾自身安危,钻进洞中,研判爆破施工情况。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主持编写了《岩石震动破坏理论研究报告》,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1963年7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写完了‘岩石震动破坏’的研究报告,如果能成功,那是一套比较新的理论。”

那年的3月4日深夜,春寒料峭,劳累了一天的杨予九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工地上发生了火灾。他从睡梦中被惊醒,奋不顾身地冲向失火现场,带领大家奋力扑灭了大火,把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

  1963年8月3日,杨予九在陆浑水库泄洪洞进行第十一次掏槽爆破试验。当时,正是农历的五黄六月天,空气潮湿闷热,野外像一座大蒸笼。助手劝他说:“天太热,凉快再干吧。”他果断地说:“试验一天也不能推迟,早一天试验成功,工程就会早一天加快进度!”

实验现场,杨予九在精心地指挥着施工人员。布孔、装药、点火、每个步骤都规范而有序。随着一声声巨响,杨予九紧锁的眉头会舒展开来:试验成功了!

杨予九关心的是爆破的效果如何,他要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采集第一手资料。不料在他赶到现场收集数据时,一眼哑炮突然爆炸,杨予九当场牺牲。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了25岁,永远地留在了陆浑这片热土上。

杨予九牺牲后,在商议安葬地点时,他的父亲深情地说:

“毛主席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不用马革裹尸还,我的儿子,就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吧!”

遵照杨予九父亲的意愿,将杨予九安葬在陆浑这片土地上。

 杨予九放弃都市生活,要求到施工条件十分艰苦的陆浑水库工地,直到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这正是一名普通共产党的爱国情怀。

人民不会忘记英雄,1967年2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批准杨予九为烈士。


嵩县人民的好书记闫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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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振东(1926~1969) 山东省沂水县新庄村人。194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5月至1969年2月,任嵩县县委第一书记兼武装部政委。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身染重病,医治无效,于1969年10月26日在洛阳专区医院逝世,年仅43岁。

闫振东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诸葛乡新庄村一个贫农家庭。为了不让后辈吃苦受穷,他的父亲省吃俭用,供他在村里读完初小,又到距村45华里外的高小读书。但因家庭实在困难,不到一学期就辍学回家,在家里干些农活,并担任了村里的少先队长,开展组织儿童学习和帮助抗日家属等活动。194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农救会长、抗日小学教员、洛阳地委(原豫西一地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地委工业部副部长、洛阳地委委员、洛阳地委副秘书长、洛阳地委工业部部长等职。

1962年,闫振东从洛阳调入嵩县时是行政13级,属于高级干部,县委设有中灶,但他仍坚持与家人一起吃饭。那时县委机关有一辆吉普车,他很少坐,近距离下乡总是骑自行车或者步行。他说:“这样对身体有好处,也便于接近群众。” 每次下乡到农村,在群众家里吃饭,总是按规定标准向群众缴钱和粮票。

那时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干部和城镇户口,吃粮吃油凭粮本计划供应,按人口每人每月2两棉籽油,26斤口粮,其中粗粮(玉米等)70%,细粮(面粉等)只有30%。有一次,好心的营业员多供了一袋白面,闫书记知道后对妻儿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在困难时期,当干部的一定要和群众一样,同甘共苦,共度难关,农村还有不少老百姓连粗粮都吃不饱,身为领导干部咋能搞特殊化!”随即叫孩子把那袋面粉退回粮店。还有一次,家属到粮店买粮,营业员把应给的20斤粗粮付给了细粮,又被闫书记发现,立即让家人把以细抵粗的白面退回,不光严厉地批评了家属,还主动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有责任,没有管好家属。

1963年春节,县副食品公司给县委送了40条计划内香烟,让办公室给县委领导分发。县委秘书接到香烟后向闫书记汇报,闫书记问清情况后,让全部退回。秘书在向闫书记汇报时拆开一条打开了—盒,闫书记把这一盒留下,照价付了款。闫书记爱抽烟,就自己做了一根旱烟袋,买来烟叶晒干揉成烟末抽旱烟,偶尔买几包“黄金叶”、“三门峡”牌香烟,也是招待客人用。

上世纪60年代,买衣服要凭“布证”。闫书记家里孩子多,布证不够用。商业局的干部要给他家里送些布票,他婉言谢绝。闫书记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大孩子穿过的衣服,改改补补,染染颜色叫小孩子穿,一茬一茬往下传,实在穿不成了,就拆拆洗洗抿成“格褙”,纳鞋底做鞋穿。

孩子们上学期间,从不让孩子用公家的一张稿纸、一个本子、一瓶墨水。他自己往老家写信,都是让孩子上街买信纸、信封和邮票,从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有一次,大儿子偷偷去电影院看了一场“免费”电影,被他狠狠批评了一顿,按票价让孩子把两毛钱送到电影院。群众称他是“阎青天”。

闫书记的妻子没有工作,又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常年吃药,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全家6口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但遇到特别困难的群众时,他仍然会把身上有限的钱拿出来给予救助。同志们谁家有困难,他知道了总是慷慨解囊。机关一位职工家人有病急需住院,他一次拿出200元钱,帮助办了住院手续。

闫书记肯学习,爱钻研。小时候家里穷,上学少,勉强上到高小毕业。参加革命后,不论工作多忙,总要挤出时间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理论。担任县委书记期间,还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原著,学习党报党刊以及农业农村方面的书籍。他读过的书,都用红色铅笔圈圈点点。多年的勤奋好学,提高了他的文化水平和理论功底。不论在县里,还是带队参加洛阳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逢开会讲话或发言,他从不让秘书写讲话稿,不论工作再忙,就是熬夜到凌晨,也总是自己坐在煤油灯下伏案工作。早晨,孩子们背起书包上学校的时候,常看到他还在灯下写着什么。同志们说:大家都喜欢听闫书记讲话。他的讲话有观点有实例,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不拉杂不跑题,好听好懂还好记。都一致夸他说:“闫书记真是领导干部中的秀才!”

闫书记经常推着自行车走村串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农村情况。针对嵩县坡地多,土地瘠薄,水土流失严重,他在何村乡搞水平梯田、植树造林实验,并在全县推广。他引种的洋槐树成活率高,生长快,绿化效果好,被群众称为“阎槐”。

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一到春季青黄不接,不少人家,缺粮断炊。闫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上级救助。在其他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为嵩县争取到了一部分救灾粮。当群众拿到这救命粮的时候,有人高兴得泣不成声。他还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给群众划分自留地,允许群众开小片荒地,给群众划分自留山发放林权证,以此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社员生活有了初步改善。

在九皋镇(当时叫九店公社)宋王平村的一个地方,如今当地人还叫它“煤场”。这里就记忆着闫书记当年为群众解决做饭烧煤问题的故事:

在一次会议上,闫书记听了九店公社党委书记李同乾汇报,说九店群众烧柴困难,有的村群众烧的是从坡上拾的干牛粪和挖的白草圪塔,遇着连阴雨连饭都没法做。闫书记听后很挂心,亲自到九店,跑村进户,调查了解。看到群众的困难状况,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及时向地委书记纪登奎作了汇报。纪书记听后很重视,专程到九店察看情况,心情沉痛地说:“闫书记,这里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并当即拍板,公社组织群众尽快把路修好,县里挤点钱买煤,地委组织车辆把煤送到村里。闫书记回到县里,通过民政局解决一万元资金,地委书记动员地直厂矿汽车每月无偿往九店送一趟煤,共为九店送去220吨煤,一时煤堆如山。开始群众不会烧煤,闫书记又让在县城工作的九店人回去作示范,就这样,解决了群众的烧火做饭问题。

凡是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难事,在闫书记的眼里都是大事、要事,他都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他解决好。

闫书记的一生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充满真情。忠孝不能两全。他把全部身心都放在党的事业上,为了“大家”,不顾“小家”。他的父、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去世。作为独生子的他,却因工作繁忙没能回山东老家给老人送终。四个儿子出生时,他都因出差、开会、下乡等原因,没能回去陪同妻子。妻子早习惯了他的忙碌,从没发过一句怨言。

因为常年日夜操劳,加上长期营养不良,闫书记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40出头的他,身体十分消瘦,一米七多高的个头,体重还不到一百斤!后来,身患肺结核、胸膜炎、胃病、肝炎等多种疾病。1966年在卢氏县搞社教期间,病情已相当严重。发病时痛得满头大汗,常常用桌子的棱角顶住胸部止痛。但若是遇有同志向他询问病情或者汇报、请示工作时,他马上笑容满面,热情接待,谈笑自若,显得十分轻松。当时地委领导劝他住院治疗,闫书记总推说病情不重,不需住院。后来,地委领导让把车开到他的门口,强令他上车,他才不得不到西安就医。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事迹。知道闫书记的人,都说:“闫书记就是活着的焦裕禄!”

闫振东书记由于工作操劳,积劳成疾。加上文革迫害。年仅43岁就早早的离开了我们。他临终前对孩子们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你们要时刻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本领,长大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闫书记去世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只留下了他那“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的一身正气。


“嵩县人民的好县长”王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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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定(1926—1979),济源县人,幼时家贫,讨过饭,给富家放过牛。1943年秋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共产党。 1947年随八路军渡河进入嵩县。1955年4月至1967年3月,连续当选嵩县人民政府县长。1979年6月26日病逝。享年53岁。

王安定参加革命后,曾当过陈庚的警卫员。在跟随首长期间,学到了文化知识,练就一身好枪法。1947年随陈谢兵团强渡黄河,解放了豫西地区。嵩县解放后,许多国民党残匪跑到深山,继续与人民为敌,滋扰新生的革命政权,杀害革命干部,气焰十分嚣张。王安定奉命到旧县、大章一带领导剿匪工作,先后担任区长、区委书记。他枪法极好,战斗经验丰富,令土匪闻风丧胆。带领工作组和群众,取得剿匪反霸斗争的胜利,巩固了人民政权。

嵩县历来都是贫困县。群众常年吃不饱,穿不暖。怎样解决全县人民的吃饭问题,成了县长的头等大事。经过深入群众走访调查,他发现嵩县红薯品种严重退化,产量太低。一次在洛阳行署开会时,他了解到南召县育有红薯新品种“胜利100号”,当即和南召县领导联系,提前育苗,订购3000万株薯苗。薯苗育成后,他亲自带队,组织各村干部群众自备干粮,穿着草鞋,携带扁担箩筐,跋山涉水,往返半个多月,用肩膀凭步行,运回3300万株红薯苗。接着,又组织群众栽种示范,保墒保苗,当年新品种红薯大获丰收,随后开始在全县普及,有效提高了全县人民生活质量。

为了治理黄河灾害,1959年春季,上级决定在黄河支流伊河上修建陆浑水库,王安定被任命为主管后勤保障的副指挥长。那时正处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物资都十分匮乏。要解决参加水库修建的3地9县8万民工的食宿问题,任务十分艰巨。他深入一线,亲自组织搭建工棚、开挖窑洞,还和民工一起扛包装车,经常顾不上吃饭和休息。

1959年3月17清晨,寒风刺骨。担任副指挥长的嵩县人民委员会县长王安定,带领施工民兵用木筏为陆浑水库建设工地搬运木料。由于木筏聚集过多,在河中相互碰撞,有两只木筏被撞散。为了不让木材刮走一根,他顾不上脱下衣服就跳进冰冷的河水抢捞木料。民工们也争先恐后地跳进了河里。

王安定家里孩子多,他连一条像样的毛裤都没有,经常在工地上和民工们一起风里来、雨里去。爱人心疼他,亲手为他织了一条毛裤。他穿上没几天,就将毛裤送给了因水运木材而落水的民工御寒。

1962年,嵩县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身为县长的王安定,他的孩子们和农家子女一样,吃不饱饭,经常饿肚子。有一天,他的两个儿子和县委大院几个干部的子弟到农民刨过红薯的地里去“溜红薯”吃,被群众抓住后,问是谁家的孩子,家在哪住。他们说家住县委院。群众不相信,就送他们到县委院,到了才知道是真的,群众说:“想着当官的不会愁吃喝,没想到县长家的娃子也没饱饭吃,过得还不如我们呀!”随后背来一袋红薯让几个孩子过了一把瘾。

1969年“文革”期间,王安定被下放到库区乡柏坡村劳动改造。当时派性斗争严重,生产没人管,春天红薯苗也没人育,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王安定想,如果错过了季节,群众将一冬一春饿肚子。考虑到群众的生活,王安定二话没说,回到县城,从家里拿出仅有的150块钱,到集市买了几万棵红薯苗,借辆架子车,叫上几个儿子,上坡下岭拉了几十里,把红薯苗送到村里。社员们看到老县长和孩子们亲自送红薯苗,无不感动。群众信任他,选他当生产队长,他欣然接受,每天起早敲钟上工,晚上和老农商量第二天农活的安排。后来,他对干部说:“別看生产队长,比县长还难当呢!”

那年冬天,天特別冷,连续下了几场大雪,道路不通。快过年了,群众家出现了没煤烧的情况,无法正常取暖生活。在腊月二十六,王安定雇了一辆拖拉机到高山煤矿拉煤,再分到群众家里。

在那生活非常困难的年月,王安定经常用自己节省的钱资助群众,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艰苦朴素。他的家里有两个“宝贝箱”,一个是理发箱,一个是钉鞋箱,是他用旧箱子改制的。王安定很珍惜,每次调动工作、搬家总是带在身边。他抽空给孩子们理发、钉鞋。还帮别家孩子理发。他的俭朴,深深地影响了孩子们,孩子们长大以后,兄弟之间互相理发。他的爱人勤俭持家,像普通农家妇女一样晚上补衣服、纺棉花、纳鞋底、做鞋帮,为孩子们做鞋、鏠衣。她一针一线做鞋垫,每年“八一”建军节,就把做好的一摞子鞋垫送给驻嵩部队的战士,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去世。

1972年,栗子坪电站开建,王安定到电站建设工地,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建电站时,白手起家,要啥没啥,生活无着落,干部不安心,他把家里的锅、碗等厨具,拉到工程指挥部,并组织人员到物资仓库翻箱倒柜,寻找可用的东西使用,解决工程材料的燃眉之急。

1974年5月5日,王安定带领民工开沟挖渠,基础清理,打眼放炮,不料一块飞来炸石,砸中他的脚面动脉血管,鲜血喷出,怎么也止不住,那次受伤后,加上烂尾炎开刀,肺结核感染,身体受到很大损害。1979年因病去世。享年53岁。

王安定在嵩县工作多年,由于他深入实际,关心群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和嵩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嵩县人民称他是 “人民的好县长”。几十年后,群众提起他,还充满着感激和敬佩之情。前几年他的孙女下乡去何村乡学校,在校门口遇到一位老人,说话间老人听说是王安定的孙女,一时间老泪纵横,哽咽着说:“王县长好人哪!要不是他,早没我这一把老骨头啦!”


今天,时代不同了,人民富裕了,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但是,老一辈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不能丢,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习主席告诫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古人说:“勤以修身,俭以养德。”丢掉了勤和俭,修身和养德就无从谈起。“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足见勤和俭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有着多么密切的因果关系!所以,无论到啥时候,我们都要继承老前辈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总书记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让我们永远牢记习总书记的话,铭记先辈的风采,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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